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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惩罚的温和方式（第1页）

根据上文，惩罚艺术必须建立在一种表象技术学上。

这项工作只有在成为某种自然机制的一部分时才能成功。

“有一秘密的力量就像物体引力作用一样永远驱使我们追求我们的幸福。

这种推动力仅受制于法律所设置的障碍。

人类全部纷繁迷乱的行动都是这种内在倾向的后果。”

寻求对一种罪行的适当惩罚，也就是寻求一种伤害，这种伤害的观念应能永远剥夺犯罪观念的吸引力。

这是一种操纵相互冲突的能量的艺术，一种用联想把意像联系起来的艺术，是锻造经久不变的稳定联系的艺术。

这就需要确立对立价值的表象，确立对立力量之间的数量差异，确立一套能够使这些力量的运动服从权力关系的障碍一符号体系。

“让酷刑和处决的观念永远存在于意志薄弱者的心中，制约着驱使其犯罪的情感”

（）。

这些障碍一符号应该组成新的刑罚武库，正如旧的公开处决是围绕着一种报复标志系统而组织的。

但是，它们要想正常运作的话，就必须遵守几项条件。

1．它们应该尽可能地不带有任意性。

诚然，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因此，犯罪不是自然的产物。

但是，如果要使一个企图犯罪的人马上想到惩罚，那么就必须在这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尽可能直接的联系，相似、类比和相近的联系。

“刑罚应该尽可能地与犯罪性质一致，这样，对惩罚的恐惧就会使人的思想脱离有利可图的犯罪诱惑”

（，119）。

最理想的惩罚应该是直截了当地针对所惩罚的罪行。

这样，对于期待它的人来说，它将绝对无误地是它所惩罚的罪行的符号。

而对于试图犯罪的人来说，犯罪念头将足以唤起惩罚的符号。

这有利于实现这种联系的稳定，有利于计算犯罪与惩罚之间的比值和从数量上误解利弊。

还有一个好处是，由于惩罚在形式上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后果，就不会显得像是某种人世权力的武断后果：“根据惩罚排定违法行为，是使惩罚与犯罪相称的最佳手段。

如果说这是正义的胜利，那么这也是自由的胜利，因为刑罚不再出自立法者的意志，而是出自事物的本性。

人们再也不会看到人残害人了”

（）。

在相似的惩罚中，实施惩罚的权力隐蔽起来了。

改革者设计了一套刑罚，其规定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体现了犯罪的内容。

例如，韦梅伊（）的方案规定，滥用公共自由的人应被剥夺其个人自由；滥用法律和职务特权的人应被剥夺公民权；做投机生意和放高利贷者应被罚款；盗窃的赃物应予以没收；慕虚荣而犯罪者应受到羞辱；凶杀者应处死刑；纵火者应处火刑。

对于投毒者，“刑吏应给他看一个酒杯，然后将杯中之物洒在他脸上。

这样他就会因为看到自己犯罪的形象而感到自己罪行的恐怖。

然后，他应被投入一个开水锅”

（一145；另参见）。

这纯粹是白日梦吗？或许如此。

但是，1791年勒-佩尔蒂埃在提出新的刑法法案时，明确阐述了关于建立一种象征联系的原则：“在违法行为和惩罚之间需要建立严格的关系”

；凡在犯罪时使用暴力者应受到肉体痛苦；懒惰者应判处苦役；行为卑鄙者应当众羞辱（一322）。

在这些相似的刑罚中尽管有令人联想到“旧制度”

酷刑的残忍因素，但起作用的毕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

在一场实力的较量中不再用恐怖来反对恐怖；这种机制不再是对称的报复，而是符号对其所指的东西的直接指涉了。

在惩罚戏剧中需要建立的是一种能够被感官直接领悟的、可以作为一种简单计算的基础的关系，即一种合理的惩罚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