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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粤语方言的诗性重构:语言的在地化与陌生化
诗歌的语言形态是其最显着的艺术特征。
树科选择粤语方言作为创作载体,使文本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标识。
粤语中特有的词汇与语法结构,如“唔得唔认”
“噈”
“嘟”
等,不仅赋予诗歌鲜活的口语质感,更构建起独特的语言陌生化效果。
这种陌生化并非刻意制造阅读障碍,而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诗意重构,打破读者惯常的语言感知模式,使文本产生新的审美张力。
方言在诗歌中的运用,本质上是对语言权力结构的一种解构。
标准语往往承载着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而方言则保留着地域文化的原始记忆与情感密码。
在《我同观音嘅微笑》中,粤语的使用让观音形象从传统宗教文本中剥离,进入岭南地区的市井生活语境。
观音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祗,而是成为与“我”
共同经历世俗生活的存在。
这种语言转换,使得宗教符号与世俗生活的对话成为可能,也让诗歌具有了鲜明的文化辨识度。
从诗学理论角度看,这种方言写作暗合了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
理论。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
,通过对语言的变形与重构,打破读者的审美惯性,重新唤起对事物的新鲜感。
树科通过粤语方言的运用,使观音这一熟悉的宗教形象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获得新的意义,让读者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宗教与世俗的关系。
二、观音意象的多维解构:从神性到人性的嬗变
观音作为诗歌的核心意象,经历了从神性到人性的复杂嬗变过程。
诗歌开篇,“我唔得唔认,我唔喺第一次睇你我噈识咗你,识咗你嘅慈悲关怀,识咗你嘅宽容、感恩仲有平和兼知足……”
,这里的观音被赋予了慈悲、宽容等传统神性特征,是“阿妈”
口中“法力无边”
的两性之神。
这种认知源于童年时期的宗教启蒙,是一种未经反思的集体无意识信仰。
然而,随着“我”
进入成人世界,观音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
在陪同领导、专家采风的场景中,观音成为人们祈求缘、子、财、平安的对象。
宗教仪式沦为功利性的工具,观音的神性被世俗欲望所消解。
“我陪过唔少嘅同行专家、领导仲有啲大老板,讲过阿妈教我嘅话见怪唔怪:以前大家求缘求子之后噈求财求发达,而家噈求平安……”
这段描写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的异化现象。
人们不再追求精神的超越,而是将宗教作为满足物质欲望的手段。
在这种异化的信仰氛围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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