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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 反诘诗学与存在之思（第3页）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诗歌通过"

陌生化"

手法打破自动化感知，树科这种刻意为之的重复叠加正是典型的陌生化处理，迫使读者停下惯常思维，重新审视"

幸福"

与"

不幸"

的辩证关系。

诗句表明，幸福绝非均质化的普遍体验，而是高度个体化的存在状态；不幸与幸福也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的复杂整体。

这种认知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观点相呼应——人的存在先于本质，每个人的幸福都只能由其在具体情境中的选择和实践来定义。

从诗学形式上看，《我嘅幸福》采用了典型的反诘体结构，全诗由五个问题组成，却无一处直接作答。

这种反诘诗学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

问而不答"

传统（如屈原《天问》、李白《把酒问月》）形成跨时空对话，同时也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

不确定性"

原则（如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的开放式追问）遥相呼应。

诗人通过拒绝给出确定答案，维护了幸福这一概念的诗性神秘，抵制了任何简化的定义尝试。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言："

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

"

树科的粤语诗同样暗示：幸福就是在定义中失去的体验。

从方言诗学的角度看，树科选择粤语作为表达媒介具有深刻的诗学意义。

粤语作为汉语族中的独特方言，保留了丰富的古汉语元素，同时又吸纳了外来文化影响，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都与普通话形成显着差异。

诗人运用"

唔"

、"

咩"

、"

?"

等粤语特有词汇和句末助词，不仅增强了诗歌的口语化和地域特色，更重要的是，通过方言的"

少数语言"

地位（借用德勒兹的术语），挑战了标准语对情感表达的垄断。

幸福作为一种内在体验，本就难以用规范化的主流语言充分表达，而方言的运用恰恰为这种表达提供了更为贴切的语言载体。

香港诗人也斯曾指出："

方言诗能够说出普通话无法说出的东西。

"

树科的实践再次证明，某些情感和思想只能在特定的语言土壤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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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题发展来看，《我嘅幸福》呈现出从外向内、从普遍到特殊的思维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