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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画（第5页）

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

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做“糖”

，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

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茉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

一下完事。

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

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

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唯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

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

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

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

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

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

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

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

甚至“老外”

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

字。

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

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

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

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的政治刊物。

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

的水平。

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分子的自我禁yu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

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做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

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

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

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