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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5页）

其实只有飞行员们自己知道，相对于其他军兵种，空军飞行员的阵亡率实在是高得惊人，尤其是中国空军飞行员。

从抗战初期到中期，飞行员已经换过好几茬了，抗战初期与高志航、刘粹刚等人同资历的老飞行员们已是所剩无几，他们大多数都牺牲在空战中。

日本为这场战争作了多年的准备，他们的飞行员和飞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对中国空军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中国空军这种以卵击石的作战方式，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

1940年的璧山空战后，中国空军气数尽失，国民**大为震惊，蒋介石气愤得几乎丧失理智，他在紧急会议上，语气严厉地责备空军“太不中用了”

，声称要派大机群前往复仇。

听到这种不公正的指责，与会空军人员都流泪了，第4大队副大队长刘宗武拍案而起，慷慨陈词：“委员长，我是航校三期，是您的学生，为了救国家，救同胞，我万死不辞，心甘情愿。

但就算是牺牲，也要让日本人付出一定代价才好，而不是无谓的牺牲。

您知道，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他们，如今他们又拿出今年新出的飞机，来打我们10年前的旧货。

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委员长，今天我向您表态，为服从命令，我必定死给您看！”

那时蔡继恒还没有参加空军，一个老飞行员告诉他，那天委员长的话使所剩无几的飞行员们群情激愤，他们明知再次出动挑战零式机必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行动，但仍然集中了最后的九架伊-152战斗机，由刘宗武等九名飞行员组成“空中敢死队”

，准备进行最后一次决死战斗。

据说当时大部分飞行员都没带伞包，空战一旦打响，他们就不准备活着回来了。

当机群在悲壮的气氛中起飞时，机场上所有的地勤人员无不潸然泪下，他们痛哭着向远去的机群致以军礼……

后来还是蒋委员长醒悟过来，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这些所剩无几、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实在是太宝贵了，就这样毫无意义地全部牺牲，终归不是明智之举。

后悔不迭的蒋委员长给空军总部下了死命令，要求机群立刻返航，这样才给中国空军留下一些种子，否则，中国空军有可能在1940年就全军覆没了。

蔡继恒算了一下，自从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团在印度卡拉齐成立至今，已经相继有几十名中美飞行员在空战中阵亡，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他在航校的同学。

飞行员这个职业实在是太残酷了。

蔡继恒的戏谑之言是：只看见贼花钱，没看见贼挨打。

由此说来，在女人问题上，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这已经不是当学生的时代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蔡继恒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他不想制造悲剧。

晚饭的时候，战俘们惊喜地发现，每个人居然多发了一个窝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战俘们议论着，都说鬼子坏归坏，可一旦说好的事，还是很守信用的。

谁都知道，这增加的粮食定量可不是日本人发善心白给的，这是上午比武时张宝旺和渡边讲好的条件。

渡边已在下午和野藤等军官一起去了太原，他出发之前兑现了承诺，先是下令给薛占魁钉了口薄板棺材，然后当着战俘们的面把薛占魁安葬在营区后的小河边，坟头上还立了块木牌，爱好书法的野藤还露了一手，他在木牌上工工整整写下“薛占魁壮士之墓”

七个楷书体大字。

渡边甚至破例允许战俘们在日军士兵的押送下，分批到薛占魁墓前祭奠。

张宝旺、满堂、铁柱、李长顺、孙新仓等人按照军人的礼节站成一排，默默向死者脱帽志哀，然后一起行了军礼。

在回营区的路上，满堂悄悄告诉张宝旺：“大哥，山田那儿有消息了，今晚后半夜行动。”

“知道了，走之前还有什么事要做？”

“只有一件事，就是干掉高升那狗日的，这是俺的意思，高升长了个狗鼻子，灵得很，不宰了他，咱跑了以后山田也不安全。”

满堂轻声回答。

“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今晚渡边不在，是个机会，就这一锤子买卖了，要是运气不好，今天夜里咱兄弟几个就死在一块。”

张宝旺说：“兄弟，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动起来就得认命，活着干，死了算。

路上只要有人挡道，咱遇佛**，遇魔杀魔，要有股子拼命劲头才行！”

“放心吧大哥，不就是赌命吗？俺就把这条命押上了。”

满堂向张宝旺伸出了手。

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傍晚时，山田圭一找到高升，他敬了个礼，用日语说：“高先生，今天是我生日，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想请高先生喝酒。”

高升有些惊喜：“山田曹长太客气了，既然是您生日，应该是我请客呀，哪能让您破费？”

山田圭一笑了笑：“不光是您，我还请了几个军官，平时军务忙，大家难得凑在一起，所以，请高先生务必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