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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第3页）

军令部长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

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官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

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蒋介石对军队指挥集权于一身的做法，高级将领们都熟悉，所以每当收到蒋委员长电报，先要看看是哪个机关主办的，如果是“中正手启”

，那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是“中正侍参”

（侍从室主办），那也要重视；但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具体情景来决定执行的程度了。

因此，军令部、军政部乃至后方勤务部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都要用“中正手启”

名义发电报，弄得下级真假难辨。

蒋介石的这种指挥方式，在战争中弊端甚多，但无人敢谏，毕竟他是最高统帅，谁敢给最高统帅提意见？他对手下将领的作战失误，并不是经常给予死刑处理，他主要考虑的是树立个人权威，对派系林立的各种势力如何摆平与掌控，其政治考虑始终摆在首位。

有一点是部下们都承认的，蒋介石对部下的处罚，要看当时的心情和平时对此人的印象，因此，蒋介石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

长沙失守，衡阳告急，此时的蒋介石心急如焚。

衡阳的战略地位非同小可，它既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交会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衡阳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被隔断，西南大后方就会受到直接威胁。

还有个要命的问题，衡阳机场是中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的中间联络点，衡阳机场一旦丢失，就会使辛苦经营几年的东南空军基地变成废物。

衡阳在整个大后方的经济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这个城市位于湘江和耒水汇合处，依靠这两条大河，可以集中输出湖南省每年出产的3000万石稻米，没有这些粮食，重庆的日子就没法过。

更何况衡阳还有从沦陷区迁来的大量工商企业及丰富的矿产资源，这对大后方的军食民用和军工生产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衡阳失守，会使西南大后方的政治经济雪上加霜，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反过来说，如果日军占领了物产丰富的衡阳，就会给他们“以战养战”

的策略注射一剂强心针，给日益衰竭的日本战争机器提供新的动力。

无论如何，衡阳是不能丢的。

蒋介石为确保衡阳，开始排兵布阵了，他决定在渌水至衡山地区采取“中间堵、两边夹”

的战略计划。

所谓“中间堵”

，是计划将欧震的第37军和暂编2军放在中路进行阻击；而“两边夹”

是由湘江东岸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湘江西岸的王耀武第24集团军和第4军的一部，形成两大集团对击夹攻之势，斩断向南进攻之敌。

蒋介石的计划堪称完美，但毕竟只是个计划，问题是，他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的部队在哪里。

实际上，经过长沙会战，准备实施“天炉战法”

的各集团军已被打成一盘散沙，王耀武的第24集团军被堵在湘北益阳，其他各集团军有的被赶得远远的，还有的部队在江西边境乱窜，连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都联系不上，就更谈不上收拢部队了。

焦头烂额的薛岳直到6月23日才和各部队取得联系，下达了指令，准备执行蒋委员长的作战计划。

然而战场形势突然大变，中国军队的补救行动为时已迟，太晚了！

现在衡阳还处在大战之前的平静中。

这是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城市，它连接着皖浙赣的第三战区，关系着保卫闽粤的第七战区；它又担负着湖南的第九战区、第五战区与西南大后方的连通与屏障作用；衡阳机场又是东南方赣州、建瓯、浙南机场与大西南空军基地的中转联络站，是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美联合空军的重要基地，随着战线的南移，衡阳机场成为争夺长江流域制空权的前出基地，其战略地位非同小可。

衡阳以前只是个县城，没有一点城市的样子。

1941年12月，经国民**批准，以衡阳督察区治、衡阳县城为主体，加上衡阳县城郊成立衡阳市。

战争爆发以来，战事一直在长沙以北进行，地处湘南的交通要道衡阳相对稳定，所以大批从北方、长江流域等沦陷区逃难来的人就留在此地落脚谋生了。

这些难民中不乏一些有钱的工商业主，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

由于资金的迅速集中，战时的衡阳经济便畸形发展起来，郊外的花园别墅、市区的商场高楼、江边的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像变魔术般一下子冒了出来。

到1943年底，衡阳成了一个颇具规模、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全市工商企业多达八千多户，单银行就有32家，工业总产值达18亿多元。

1944年的衡阳是个繁华之城，市场繁荣，工业生产兴旺，铁路、公路、水运畅通，大批从沦陷区逃离的文人墨客为衡阳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活力，这个城市迎来了文化艺术、文化教育的空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