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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第6页）

而日军则顺利完成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战役，如期打通了平汉线，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区域。

5月底，中原战事尚未结束，长江以南的日军第11军又向长沙大举进攻，中国方面称此次战役为“长衡会战”

。

日本陆军第11军是个庞大的战略级兵团，二战时期日本陆军曾出现过近60个军的番号，但用数字序号表示的军级作战单位所下辖的师团数量不尽相同，有的军下辖2至3个师团，是典型的军级编制。

但也有的军指挥4至5个师团，更有的军能够指挥多达9个师团的部队，兵力多达数十万，这种军显然已经属于战略集团了。

1944年5月的日军第11军，其兵力及战力都达到空前的规模。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在这次战役中指挥的兵力达到9个主力师团、4个混成旅团，总兵力为150个步兵大队，共计36万人。

另外，还有第5航空军的两个飞行师团、海军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协同作战，这是个令人生畏的战略集团。

这时的中国军队，正处在战力严重缺损的阶段。

由于中美两国为了战时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问题在高层爆发了严重的摩擦，两国关系几近破裂。

其始作俑者，正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水火不容，两人似乎气场不合，天生就是对头。

史迪威甚至私下给蒋介石起了个“花生米”

的外号，蒋介石也不示弱，他一心一意、用尽一切手段想把这难缠的老牛仔赶回美国去。

在手握重权的史迪威的运作下，不仅美国援华物资的百分之九十都用在了缅甸作战准备之中，而且中国陆军最精锐的八个军，也被抽调到缅甸方向作战。

对中国军队而言，本来由“驼峰”

航线空运输入的美援物资在数量上已经是杯水车薪，这样一来，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史迪威与蒋介石不仅有着极深的私人成见，而且在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对于日军的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方面，两人的看法也几乎是南辕北辙。

在日军发动河南战役之前，史迪威的判断是，日军无意对中国军队发动任何作战攻势，最多只是破坏与劫掠的“军事演习”

罢了。

所谓日军即将在中国战区发动全面攻势的情报，只是蒋介石借口来“勒索”

美国的援助物资而已。

战后一些军事评论家认为，史迪威中将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是难以胜任的，他缺乏作为军事统帅的大战略胸怀和运筹手段，以他的能力，只能指挥一个集团军。

史迪威掌控着一切美援物资，以及中国军队的战略预备队兵力。

但由于他缺乏大战略眼光，对广袤的中国战区军事态势视而不见，却只把眼光放在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上。

当然，史迪威对反攻缅甸也有自己的考虑，他急于想击溃缅甸方向的日军主力，重新夺回滇缅公路。

一旦公路打通，大批美援物资就可以从仰光港直接走陆路运往昆明，这样即可大大缓解“驼峰”

航线的压力。

史迪威的想法当然没错，但问题是，他忽略了一个大前提，如果他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大批美援物资也沿着滇缅公路源源不断运往昆明，可如果这时日军已集中全部力量歼灭了华北、华中与华南的中国军队主力，甚至兵锋直指重庆，国民**被迫流亡国外，那么这些美援物资又给谁用呢？何谓大战略？就是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上通盘考虑，而不是把眼光仅放在一地一域的争夺上，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重庆军委会的一些高级将领甚至产生了更为偏激的猜测，他们认为史迪威可能有着更阴暗的心理，他希望蒋介石的军队在本土作战中被打得一败涂地，这样他才能有全面接收中国军队作战指挥权的借口。

因此史迪威故意忽略日军集结的情报，不断向华盛顿报告蒋介石根本无法作战，日军在中国战区实际并没有威胁。

对于这种猜测，蔡继刚和一部分将领坚决不认可。

蔡继刚认为，史迪威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是能力及性格问题，绝不可能是人品问题，提出这种猜测的人，恰恰反映了他们自己的心理阴暗。

眼下蒋介石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各方面的压力使他濒临崩溃状态。

就在豫中会战最紧张时，蒋介石打算抽调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回来参战，但遭到史迪威的拒绝，而且在罗斯福总统亲自介入的压力下，蒋介石于4月25日被迫下令远征军由云南出动，渡过怒江，参与缅北作战。

这时的日军刚刚攻陷郑州，开始突破中国军队在河南的防线，痛心疾首的蒋介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河南战场军事态势的恶化，手中却无兵可调。

历史的经验证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盟与合作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国家利益却是永恒的。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国家利益至上”

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