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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孤谍30（第1页）

不知是木村博士的药起了作用还是情绪的变化导致伤病不再敏感，总之和所有生病的人一样，才看过医生的那一段时期病情总是会或多或少有所好转。

黎世杰的身体暂时算是度过了难关，同时上海湿热难挨的夏天也终于过去了，这对黎世杰的身体也不无好处。

自从那次佐藤少佐询问过黎世杰之后，就再也没人来找过他，也没人提这件事，一切都仿佛没有发生，甚至连陈约翰这个人都没有人再提起。

虽然黎世杰并不相信日本人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但仅就这件事和他个人的关联而言，他自己也差不多觉得事情就此结束了。

陈约翰已经死去，尽管黎世杰对他的死和这个人本身都充满了疑问，但他多少也庆幸这件事情并没有过多地牵扯到他身上。

到目前为止，事情的结局他是觉得有些遗憾的，但接受这个结局对他来说也不无好处。

他对组织是否会来联系他也越来越失去了信心，他曾经是抱有那么热切的希望，现在这些希望正在一点点地消失，好像进入初冬后上海街头的落叶，一阵不大的风就能把它们吹得不知去向。

战争在悄无声息中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本人没能如他们声称的那样占领重庆彻底击败中国，中国军队也丝毫没有要回来的迹象，人们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态势。

尽管在浦东就有游击队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几乎不为普通上海人所知。

而且就算是特工总部和日本军方的情报机构，也往往弄不清这些游击队属于哪只军队，由什么人指挥，从哪里获得给养。

这些游击队的行动极其没有规律，也很难分析出他们的行动目的，一如整个中国战场的战局一样，混乱而又僵持，对交战双方都是如此。

只是长住租界的人明显感觉到，自从欧战爆发尤其是法国投降以后，租界当局对日本人的畏惧日甚一日。

不但对于特高科和76号的人在租界的各种绑架、暗杀行为装聋作哑，甚至对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随意地闯入租界抓人都熟视无睹不置一词，这种行为在几个月前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现在不但中国人，连公共租界里的英国人美国人都开始公开谈论和日本人开战的可能性，一旦开战，租界这样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有时候强硬和怯懦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却是因为同一种原因引起的。

黎世杰本人并不特别关心这些事情，这和他不住在租界有很大关系。

但和很多在上海生活的普通人一样，他的内心深处对日本人占领租界有一种恐惧和反感。

上海是个中国城市，但不管你是不是喜欢，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租界才真正是上海之所以显得光怪陆离与众不同的原因所在。

尤其在现在，租界是上海人回忆起战前生活远离战争困扰的理想场所，那里的咖啡馆、珠宝店、服装店、电影院和百老汇舞厅使人感怀那些逝去的黄金年代，是上海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租界的生活构成了上海最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基础。

上海人对租界被占领的不安不仅仅体现在装着长长的枪刺的步枪取代巡捕手里的警棍的怪异感觉，更有生活方式被摧毁的恐惧。

而现在，这种感觉不但中国人有，甚至租界里那些一向自视甚高的欧洲人也感同身受。

每当黎世杰到租界时他总是喜欢去那些历史悠久而又可以消磨时间的咖啡馆里坐坐，喝杯正宗的法式咖啡或英国红茶，看看《申报》之类的报纸。

也许是感觉这样的时光会越来越少了，他也越来越依恋这种生活。

租界里的欧洲人再也没有以前的从容和恬淡，他们聚在一起看报纸，交流各种和战争有关的小道消息，热烈地讨论报纸上的内容。

有时候一些中国人也会激动地讨论战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大声叫嚷着，争论着欧洲的局势和日本下一步的行动。

往往在他们认为日本人不敢对英美开战时，窗外马路上一辆疾驰而过满载日本宪兵的军车就会使他们惊慌失措噤若寒蝉。

黎世杰有时觉得在这些人当中很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假定最坏的事情发生的话，他的处境会是所有人的最好的，尽管他并不需要并且总是努力想摆脱这种优越地位。

赵子清没事的时候也会陪他一起坐坐，尽管两人认识不过三年多，但在各自心目中已视对方为至交好友。

也许是战争使得这种友情变得珍贵起来，在战争中人总是孤独和无助的。

他们不需要事先邀约，而是默契地在某一时间去某一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没有相遇就按各自的习惯消费，聚在一起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一些往事和认识的人，喝着咖啡，吃着法式面包，兴致上来的时候也喝上两杯葡萄酒或威士忌，消磨着时间，结束的时候抢着付账。